人物｜当职业变使命 拿督陈忠登医生 行走超过47年医者之路
拿督、医学教授、荣休教授、资深神经内科医生……这些身份，在一般人眼中，代表著体制的上层与成就的顶点。
但对陈忠登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重要的事。
在这47年里，他虽然身披多重头衔与光环，却始终没有改变初衷，只是在同一个地方，做着同一件事，那就是医病，也育人。
只要在网上搜寻‘陈忠登医生’，便会看到他在医学领域的多项重要贡献，其中包括1999年肆虐的立百病毒（NipahVirus）疫情调查与研究。
他曾领导马来亚大学团队进行临床与流行病学分析，协助厘清病毒由蝙蝠经由猪传播至人类的传播链。此外，他亦曾担任《NeurologyAsia》期刊主编，是马来西亚神经科学学会创办人之一，并参与多个学术与社会研究机构；同时身兼八打灵华文福音堂基督教会长老、华社研究中心名誉主席，并于2019年荣获‘第六届陈嘉庚精神奖’等荣誉。
正因为这些背景，在还未正式与陈忠登会面之前，难免会对这次访谈带著几分压力。
然而，当真正来到他相约的地方时，映入眼帘的，却不是想像中的权威场景，而是马来亚大学医学中心里一间普通的小房间。
“这是医院给我的房间。”他这样介绍。房间不大，甚至有些简朴，像中学时代训导主任的办公室，没有太多华丽装饰，只有堆满的书籍与日常工作的痕迹。
第一次见面的陈忠登，也与想像中的权威形象有所不同。他语气轻松温和，没有常见于名医身上的距离感。与他交谈，更像是在与一位长辈闲话家常。在他脸上，几乎看不出77岁的痕迹。他笑说：“如果你不问我，我都不知道原来我已经当了47年的医生。”
回忆起当初踏入医学领域的原因，陈忠登的答案并不带太多浪漫色彩，反而显得相当务实。他先在墨尔本就读大学先修班，当时尚未决定未来方向，只是将医学视为一个‘选择很多’的专业。针对医生这个职业，他说医学的出路很广：如果喜欢动手解决问题，可以成为外科医生；如果喜欢倾听与理解病人，可以走向精神科；喜欢小孩，可以选择儿科。“甚至如果不喜欢面对病人，也可以往影像或病理分析发展。”一段的对话，陈忠登就把各个不同领域的医生与个人特点配对。不仅如此，若是你以为医生仅限于面对病患的层面，那就大错特错了，陈忠登补充道，医学领域其实还延伸至研究、教学与行政等多元方向。
2025与中国抗癫痫学会创会会长李世焯于成都。
医生这个选择，是生活留下的记忆慢慢形成
虽然听起来当初选择医学系是出于‘理性分析’，然而真正让‘医生’这个身份变得具体而深刻的，来自他的家庭背景经历。
“我父亲在我13岁时就离世，所以我的妈妈算是年轻寡妇。”母亲长期患有严重哮喘，而他作为家中长子，自然而然需要承担照顾母亲的责任。“妈妈每次都会在半夜发作，经常需要叫医生来家里。”因此对他而言，‘医生可以救人’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真实而深刻的体会。
以医救人 以人传人
当了47年的医生，同时也在教学路上培育过无数的医生，甚至他的一位儿子亦投身医疗领域。
谈到医生的角色，陈忠登的看法同样直接而理性。在他看来，医疗工作的核心并不在于浪漫的理想或象征性的关怀，而是建立在专业判断之上的实务工作，这当中包括了如何在在表征上进行精准判断、分析疾病，更重要的是–给予适当的治疗。
不管任何人投入医疗领域，人性会就自然浮现，陈忠登并不否认医疗的边界，亦是不断地显现、存在关怀与同理的人性，但强调那并不是医生最核心的职责。
与其将医生视为教育者或道德象征，他更倾向将医疗理解为一门高度依赖知识与判断的专业领域。在教学领域上，作为启发学生的陈忠登，很少对学生说教。他不会劝他人‘不要去赚钱’，也不会反复强调抽象的医德，他更在意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判断、如何分析，并在复杂的临床情境中做出决定。
因为在他看来，价值观并不是在课堂上被灌输的，而是在现实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医生能做、也需要做的，是先把事情看清楚，再做出自己的选择。
1994创立东盟脑神经医学学会。
2019完成马大受训的两位越南女医生与马来西亚脑神经科医生。
留下来，只因意义还在
在长达数十年的医学生涯中，陈忠登其实不断面对一个现实而直接的问题，那就是要不要离开公立体系，转向私人医疗领域。“老实说，这些年确实有很多私人医疗机构多次向我提出邀请，条件优渥，薪资差距往往是数倍之多。对许多医生而言，这样的机会几乎难以拒绝。”但他最终留下来的理由，却始终简单而一致，那是一个关于‘意义’的这件事。
陈忠登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看来，留在大学医院与公立医疗体系，不只是看诊，而是能够培养下一代医生，建立学术基础，并持续推动医学研究与发展。这些工作或许无法直接带来可观的收入，却能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同一时间，他也清楚地看见另一种现实。
曾有一位他亲手培养的医生，完成专科训练后远赴英国深造，在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当所有人都期待他回国贡献所掌握的医学专业与投入实践时，仅仅两个月后，他便因私人医院开出高达六倍的薪资而选择离开。”
谈起这件事时，陈忠登说了一句：“虽然不违法，但我觉得他这样做是错的。”这句话背后，并不是情绪性的指责，而是一种对意义上的坚持。对陈忠登而言，医学从来不只是个人的职业选择，更承载着社会责任。当一个人接受了公共体系的培养与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他应该对这个体系有所回应。
然而，陈忠登并没有因此否定对方的选择。相反地，他也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与考量。在现实压力与制度差异之下，离开或留下，往往不是单纯的对错问题。也正因如此，他的那句‘错’，并不是法律上的判断，而是一种属于他个人的价值标准。
不追求奢华，不追求标签，
他所在意的，始终只有一件事
——有没有意义。
人才流失背后的结构问题
谈及近期对于医疗领域人才流失的现象，陈忠登并不倾向将责任归咎于个人。相反地，他反复强调，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公立与私人医疗体系之间日益扩大的落差。“私人医院拥有更高的薪资、更充足的资源与更完善的设备，而公立与教学医院则长期面对资源有限与负担沉重的现实。在这样的条件差距下，人才自然会被市场机制所吸引。”
其次，是国家在医疗资源分配上的不均。“专科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城市地区，特别是巴生谷一带，而外州地区则相对匮乏。这不仅加重了部分医院与医生的负担，也限制了医疗人员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机会。”在这样的结构之下，个体的选择往往已经不是单纯的价值问题，而是被制度所形塑的结果。
也因此，他更关注的，从来不只是个别医生的去留，而是整个体系如何影响一代又一代医者的选择与方向。虽然这些年走过来，有不少人说他傻，但面对外界的不理解，他只淡淡地回了一句：“你能吃多少？能穿多少？”
他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不追求奢华，不追求标签，他所在意的，始终只有一件事–有没有意义。
报导 | 裴宣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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