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朱天文｜60岁才感觉最好的时光要来了！
60岁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台湾作家朱天文说：“我感觉，最好的时光要来了！”
“怎么办？我连洗菜都觉得浪费时间……”
那她想做什么？她想一直写作，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朱天文住在家族的老房子里，老房子里有4位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姐妹，朱天心的丈夫谢材俊，他们的儿子谢海盟，加上已经移居天国的父亲朱西甯、母亲刘慕沙。
朱西甯过世后，‘很自然，不需要讨论地’，骨灰罈就一直放在刘慕沙床头直到十多年后她也离世，有时猫就蹲在骨灰罈上头，无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或触犯到什么，“父亲其实也不在那里面，父亲在他的著作里。”
朱天文回忆，一直以来，这就是个百无禁忌的家，收入甚俭，可月底米缸空了亦不忧虑，五湖四海的朋友流水一般地来，猫狗自由出入，植物任意生长，蜘蛛结网，万物平等。父亲、母亲对女儿们的教育名曰放牛吃草，成绩一律不过问，大学毕业后没去工作上班的，亦无发出任何‘以后该怎么办’之类的亲情勒索。
他们敷衍着做父母，我们也敷衍着做女儿。她结论道。
家可以有各种面貌，但这个无法以世俗定义，不像一家人的家人，还是有基本分工。朱天心负责洗衣兼朱天文的小秘书，把日日外出走路吸食的人间烟火带回来分享给社会化严重不足的姐姐。“而我就是个档案管理员”，蔡琴有一次到朱家玩，扫描一番后赞叹，真是井然有序的家啊，所有的东西都在它们该在的位置。那一日朱天文就像做了很多家事终于有人细心看出来的家庭主妇，好欣慰。
总要有人买菜烧饭，这差事则由谢材俊一肩担下。
串起家人的那一根线，就是各自去读书写作，“像强碰在一个屋子里的几匹孤狼。”
读书、写作、开外挂照顾猫，时光静静流过，但生命总会走到意想不到的弯岔之路，对朱天文来说，这条路正是3年前开拍的纪录片电影《愿未央》，讲述父母生前的故事。从点头应允担任导演那一刻起，她一路倒退往回走，走回到父亲母亲初识的青春，遇到了还没有成为小说家的朱西甯，也还没有翻译日本文学的刘慕沙，以及他们奉为一生志业的文学梦想，那是‘文学朱家’故事的胚胎期。
朱家姐妹凭着老照片，寻找当年朱西甯、刘慕沙成家的踪迹。
难处在于她崇拜过父亲，但《八二三注》之后，再也没有读过父亲的小说，“我们开始看轻小说，认定这只是工匠技艺。”
纪录片逼迫朱天文揭开封印，她必须读父亲的书，或重读或未曾读过的，同时研究所有相关评论，吸收消化，写成大纲，拟定受访者名单，但却要直到跌入父亲母亲的书信中，一再迷焦的纪录片才找到叙述主调。
那一叠书信，是父母亲私奔结婚前上百封通信，档案名曰‘非情书’，朱西甯过世后，除了这批书信，其余文学遗物皆捐给国家文学馆，女儿们也一致同意，信件纯属个人隐私，后代无权翻看，但纪绿片缺乏影音资料实在进行不下去，奉纪录片之名，她决意涉险走一趟不知是否能够得到上帝原谅的路：拆开父母的‘非情书’，以及父亲1949年来台日记。
从结果论，好在朱天文越过了那一条线。她读到母亲说信已藏到无处可藏必须烧毁，而父亲回信说，“若还未烧掉可以寄还回来，保存到晚年，给我们的孩子读，让下一代知道我们曾经的经历与奋斗。”
原来是愿意让我们读的啊，朱天文看到了暗夜中的光。
朱西甯（左）与刘慕沙。
几十万字，承载的不只是父母的青春恋情，更多是对文学的坚定誓言，“就让女儿轮流朗读挑选出来的书信吧。”纪录片的叙述主调就这样成立。
透过书信，朱天文读到父亲对文学的执念、信仰，文学不是为了回报，或者为名为利做的事，文学本身，就是应该做的事。
她想起小时候父亲的身影，“那时候全家睡在一张大床上，半夜醒来，从蚊帐看出去，黑漆漆的屋子，一张小书桌上亮着一盏小台灯，父亲背对着我们坐在那里写作……”。
朱西甯苦于写作时间太少，这样的现实对创作者如同酷刑，于是46岁那年，他从军职退休，全职写作，而只要父亲一动笔，“母亲就有办法让家里鸦雀无声，没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这个家里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对技艺情有独钟。”朱天文引用人类学家李维史陀的话。
她于是回头理解并尊敬父亲‘一生只做一件事，实践一种人生，日复一日锤练琢磨，一条路走到底’的工匠精神。
“所以到后来，我觉得拍纪录片拍成了忏悔录，忏悔我们年轻时，乃至到中壮年，对父亲作品的不看，以及小看他在做的事。”
从家书认识父母少年时，左起为朱天衣、朱天心、朱天文。
朱天文虽然是小说家，但也长期担任导演侯孝贤的编剧，对于写小说，也不曾立下生死不渝的契约。谢材俊就一直认为朱家姐妹‘把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边，距离职业小说家，永远就差那么一步’。但另一方面，受胡兰成的启发，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她们的阅读光谱宽广，知识肌肉结实，“也许这成就了我们的独特性，可以写到别人写不到之处。”
14年前出版《巫言》时，朱天文有短暂的觉醒，要纪律地写小说，像父亲一样每天到书桌前报到，“唯有写小说，以小说这个容器，才可以让你对一件事情思索到幽微止尽处，也是至今为止你所有的阅读以及观察的，一个出口。某个意义上，我需要小说多过小说需要我。”
理想很美，但后来除了编剧，又做猫志工、拍纪录片和其他，苦无时间，进行多年的小说《在民国的黄昏裡》，完成之日已不知何年何月……
然而忏悔之后，朱天文依稀看到了希望，最好的时光现在就要来了。她兴奋到简直要起舞。
此话从何说起？
为联合报副刊写《致父亲母亲和他们的一代》一文时，朱天文惊觉，原来只想写一篇短文，一下笔却发现可动用的背景知识多到不择地皆可出。
到了60多岁，也一路读书读到这个年纪，累积的资料库够大，该有的世故都有，该懂得人性复杂也懂，就像契诃夫说的，一个桌上的烟灰缸我都可以写出一篇小说，“我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状态……”
“一定要阅读，书终将会成为人的支撑，你不再是单独的存在。”她喊话。
正是胸中书墨与写作技艺，让朱天文有了立足之地，安稳、定静，红尘是非不到我。
她一点也没在怕老，不化妆，拍摄宣传海报不避讳脸上纹路，她怕的是没有时间，没有体力，“希望可以活到像杨绦的年纪，100多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果有来世更好，我恨不得有来世，不断轮迴，在每一个轮迴中去尝试，去钻研某一门知识，做好一种行业，一生只走一条路。
资料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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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岁月带给人什麽？作为小说家的朱天文，60岁后如此感受。这裡的最好，指的是自己一路阅读与人生历练的累积。朱天文首度执导“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朱家纪录片《愿未央》，记录父母朱西寗与刘慕沙的故事，令她特别钦佩的是父亲“一生只做一件事，实践一种人生”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