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公—— 郭鹤年
随着509的改朝换代，糖王郭鹤年也终于得以回国出任政府顾问团其中一员，与敦马哈迪并肩作战打造新国度。看着郭老的归来，过往的点滴，开始从何国全的记忆匣子倾泻而出。
1966年，何国全诞生在樟仑小镇一简朴家庭中，父亲是位伐木工，母亲则是割胶工，在五名兄弟姐妹中，他排行最小。
那时的樟仑，整个镇上就只有小学，完全没有中学，唯一的华小就是育民小学，也因此，国全的大哥和二哥，都只是念到小六而已，而这也是当地许多孩子们在那时代的写照与心声：“我很想继续念书，但我们这里连一间中学也没有！”大哥、二哥们在小六毕业后，也直接出来社会工作了。
清寒的家境，让国全与哥哥姐姐们，很小开始就必须牺生课业时间跟着母亲去割胶；父亲常年在外伐木，赚取的收入多数都寄回家。但那时完全没有银行转账，父亲就只能将现金委托给有回家乡的同乡带回给家人。
板厂锯木时薪1令吉
国全有三名哥哥一名姐姐，随着老大老二很早就出来打工赚钱帮补家计，让其三哥及四姐，有能力念到中学毕业。需知，那时念中学不像现在那样简单，除了交通不发达，而最近的中学也在数十公里外的日得拉，也就是Ahmad Tajurin中学，国全本身的预备班和初中二，也是在那边念完。
初中三那年，樟仑终于迎来了第一间中学，国全也得以回到老家边念书边帮忙母亲割胶。
很自立自律的他，在先修班前，也开始翻报纸看哪里要请学徒，高中三毕业后就在板厂工作半年，每天负责锯木，时薪1令吉，虽然锯到满脸满鼻都是木屑，但他并没有任何怨言。
那年代，全国只有国大、理大和马大设有医学系，他还记得，他的物理老师－李老师建议他不如先到国大念一年生物系，凭成绩再晋修医学系。虽然他对医学并没太大的兴趣，更没想过行医谋生，但在现实中考量，医学系算得上是值得欣喜的选择，因此毅然听取李老师的意见，提起行囊到吉隆坡继续学业。在国大拼了第一年，以不错的成绩进入医学系，对国全而言这是意外收获，也正式开启了他的医学生涯。
▲27岁那年，国全完成国民大学医学院学士学位。
“你们华人都是有钱人!
还需要助学金吗?”
如果没有郭氏基金，也许，就没有今日的何国全医生了。
国全回忆到，进入大学后，在一次的迎新周活动上，主讲者要求没有拿到助学金的学生们举高手，现场很多人举起手来，让国全惊讶的是，举手的全部都是华裔学生。看到现场这样的场面，那主讲者继续调侃：“你们华人都是有钱的，不用申请助学金。”
主讲者这样的一番言论，对国全这一类的清寒华裔子弟而言，无疑讽刺至极，但却又无可奈何，只能默认了一个事实：那年代非土著是很难拿到奖助学金的。但深知自己的家境不富裕，他还是得硬着头皮到处找助学金管道，一看到报章刊登哪里有助学金，就会立刻去申请，大学前两年一共寄出了12份申请书，但大半没有回应，也就是连面试的机会也没有。有一半有回应的，却都是被面试官敷衍，乃至无理取闹。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些面试官在面试过程中，连正脸都不看我一眼，反而是隔着报纸问一些完全与家境没有关联的问题。例如问说丹斯里与拿督，哪个的头衔比较大？还会问为什么砂拉越州经常发生直升机坠毁事件，为什么会坠毁？当被问到这些问题时，心里已知这助学金是无望的了，但我还得勉强挤出答案：风势可能是肇因之一。”
有一次面试，他甚至被问：“为什么你是华人，还要申请助学金？”这问题让他听了很不舒服，因为不是所有华人都是有钱的。
▲何国全是名苦过来的医生，如今的他会尽力去为不幸的一群付出一份绵力，比如进行义诊和赈灾。
第13次面试終于成功
那么多次的面试，也都完全没有提到应征者的家境问题。没有助学金，加上医学系根本是繁重到让学生无法半工读，每月哥哥们寄来的200令吉生活费，还有姐姐从师训那边转来的80令吉津贴，成了国全拮据的大学生涯的唯一支撑点。
到了第三年，有学长讶异为何国全到现在还申请不到助学金，就建议尝试申请郭氏基金，那一年，他寄出了第13封的申请书，也顺利收到回复，花5令吉买了人生第一条领带，也因为不熟练，领带结得斜斜歪歪的，但那一次的面试，和过往的好几次面试，完全不一样。
他被问到如何在没有助学金的情况下，熬过大学前两年，也第一次被问到如何进入大学先修班与国大前的几个月假期如何度过，他就把板厂打工、扛家具的辛酸历程和盘托出；第13次申请，却是第一次有机会讲起自己的处境，向面试官叙述如何解决自己的家境问题。因为他的毅力和认真，他的第13次尝试，得到了回报。郭氏基金的助学金如久旱甘露般地来到，靠着郭氏基金连续四年的助学金，他顺利完成大学第三年至第六年的课程，在27岁那年获得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医学院学士学位。
报导：梁景量/摄影：梁景量、受访者提供
■详尽内容：第670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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